教化与内省是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
发布时间:2011-01-06 浏览次数:

    纵观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王朝更替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治乱兴衰律:执政者及其集团若是清明廉洁,则国泰民安;若是黑暗腐败,必招致败亡。因此,中国历代凡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无不以政治清明为追求的理政目标,无不把倡廉惩腐作为治国安邦的第一要务。反腐倡廉已成为政治领域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关于预防干部队伍腐败,胡锦涛同志曾明确指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这一观点洞彻了事物的本质属性。一个人无论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是有思想动机的。这种“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加工而产生的结果,是人的行动的基础和前提。由此可见,通过教化与内省,可以提高领导干部对事物的思想正确度,有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对于预防干部队伍腐败实在是一项治本之策。
    一、以文化的感通化裁之功,提升精神境界,塑造完美人格
    文化是一个民族厚重的精神积淀,是一个民族不朽的灵魂,它对人们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势等产生了深远而又常新的影响。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精神修养和生命内涵的民族,历代统治者大都非常重视文化的社会功用,以文化的感通化裁之功,提升执政集团中每个个体的精神境界,将教化作为防范权利异化、保证吏治清廉的最基本的手段。
    中华文化是具有根源性的智慧,其人文理念对教化官吏摒弃邪恶、消除贪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家倡导的大人之学――“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其根本目的就是使齐家治国者加强人文素养,提升精神境界,塑造完美人格,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儒家的法治观、民本观、爱人观、忧乐观、义利观、修齐观、自省观、慎独观、生死观、清廉观是传统礼制社会主流的伦理观,已成为中华民族主流的价值取向。道家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为“三宝”,倡导自然无为,能够医治人对名利的过度贪求;释家的慈悲情怀以及对宇宙万有的本源性认识,能够感召人对社会的无私奉献。这些人文财富对于提升为政者的精神境界,都具有直指本心、塑造心灵的重大作用。
    庄子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之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在他看来,井蛙、夏虫、曲士的短见,都受限于较低的认识境界。这就告诉我们,只有通过人文教化,人才能突破思想的局限,才能提高精神境界;只有超越了对物质生活贫富的执着,才能达到精神上的自由与逍遥。唯有如此,执政者才不至为物欲所障蔽而祸国殃民。这些中华人文智慧是历代统治者取士任贤的一个重要考核标准,也是对官吏进行廉政道德教育的最好教材,直至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每个同志都要自觉地加强自身的人文修养和政治素养,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二、身教胜于言教,权力高层必先正己,而后化人
    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公众有强烈的从众、仿效心理。权力高层高尚的道德操守,对治下官吏具有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居上位者的以身作则,都是治下官吏廉洁执政效法的榜样。《六韬・文韬・盈虚》说:“帝尧王天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布衣掩形,粝粮之饭,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作之时。”权利高层如果都能效法帝尧的这种道德操守,廉洁无私,克己奉公,尊重贤才,摒除奸佞,为治下官吏树立标杆,做好榜样,必能政治清明,进而天下太平。
    在注重“正己化人”的同时,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还十分注重对官吏进行廉政训诫,告诫他们要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如汉景帝劝谕官吏要廉洁爱民,警告他们不得“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违者严惩不贷。唐太宗训诫群臣:“大丈夫岂得苛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并告诫臣僚,鸟栖于林,鱼藏于水,仍被人捉拿,其缘由在于它们贪吃诱饵。明太祖朱元璋训诫群臣:“无作是非,显尔祖宗,荣尔妻子,贵尔本身,以德助朕,为民造福,立名于天地之间千万年不朽,永为贤称。”后蜀孟昶以送箴言的方式劝诫地方官吏廉洁自守――“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宋太宗亲书这一箴言,赐给州县官员,要他们勒石立于衙门大厅之前,引以为戒,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戒石铭》。清代康熙帝明令地方以及在京的全体文武官员不得“借名节令、生辰,剥削兵民”,“苛索属员”,“交相馈送”,要求官员之间“断绝馈送,以尽厥职”。这些封建统治者的言传身教对于防范官吏腐败起到了一定的教诫效果。“正己化人者顺”(《三略》),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不仅是权利高层,各级领导干部都是国家的主人,每个官员都有“正己化人”的社会责任,都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做好治下官员的好榜样。
    三、正确对待名利,常存惧戒之心,修身内省防范贪腐
    “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亡。”(《史记》)人类追名逐利的本性,似乎成为吏治腐败的正当理由。但是,对“名利”的不当贪求,必然会导致堕落。当官贪,则日思收刮贪污;为将贪,则日思窃掠豪夺;庶民贪,则相互尔虞我诈。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东汉杨震暗夜拒金成为千古美谈,清代和�|贪赃枉法留下千古骂名。尽管清官们并不富有,他们却为后世留下清誉之名而流芳百世;即使贪官们富甲天下,他们却使子孙蒙受羞辱而遗臭万年。曾国番曾告诫子弟:“人不自概,天将概之。”为官者若不知节度,不克制对名利的贪求,必将导致天怒人怨而自我毁灭。
    《周易・乾・九三》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句爻辞告诉我们,无论是建功立业,甚或是安身立命,都必须慎重对待,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努力不懈,奋发有为;同时也应存有颤颤惊惊、如履薄冰的惧戒之心,才不会迷失人生的目标。否则,若胸无大志,飘飘然忘乎所以,昏昏然不思进取,整天灯红酒绿,腐化堕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蜕化变质,滑向犯罪的深渊!白日欺人,难逃清夜之愧赧;暗室收金,怎欺天地之明鉴。慎始、慎终、慎独、慎微都是君子修身内省的必备功夫。历代明君贤臣无不注重涵养道德,修身反省,严于律己;处上位而不骄傲,居下位而不忧郁,在不断进取的同时,时刻保持内心的警觉,最终成就千秋伟业。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注重对名利的追求,对道德操守愈发不屑一顾。然而,名利之实不能使人永久占有,而操守之虚却成为一个民族的传统和遗传素质,不论人们重视与否,总有一天,它会站出来说话,而且最具份量!如何看待名利,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的重要方面。若以不正当手段求取一己私利不计天下大利,若求一时之名而不计身后之名,必然会身败名裂。我们每个领导干部,都应树立正确的名利观,自觉修炼“内省”功夫,注重内心省养,鄙视物欲享受,应以积财货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国家,则人人皆可为尧舜。
    四、奖掖清廉,严惩贪腐,激励与惩戒并举构筑防腐屏障
    “赏所以存劝,罚所以示惩。”(《六韬・赏罚》)以赏罚为手段,对官吏进行奖赏与惩戒,是建设廉政队伍的必不可少的辅助教化手段,其目的在于“赏一劝百,罚一惩众”(《六韬・赏罚》)。以不同方式奖掖清廉,是历代统治者最常采取的激励教育措施。对为政勤勉清廉者或提拔重用,奖谕有加;或通报表彰,诏令百官效法;或亲自召见,“赐宴仪曹”等。这些奖励措施,对教化官吏廉洁从政都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中国历代奖掖清廉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为廉吏立传,使其青史留名,既是对本人极大的褒奖,又为百官树立效法的榜样,这已成为世代因袭的一个优良传统。通过这种激励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廉洁的道德风尚,将廉洁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作为衡量官吏行为品格的标准和尺度,在社会舆论、社会风气上构筑防腐屏障。利用反面教材对官吏进行警示教育,使贪婪者在心灵深处受到震慑而不敢以身犯险,也是历代统治者最常采取的教化手段。这种“惩前毖后”的教育方式,即能严肃法纪,又能“治病救人”。明太祖朱元璋以严刑猛政治国著称,把官吏廉洁与否提高到事关国之存亡的高度,并立下“杀尽贪官”的决心,采取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措施,仅“空印”、“郭桓”两案,先后竟杀了8万多人,极大地震慑了贪赃枉法之徒。清代康熙帝强调指出:“治国莫要于惩贪”,其前任皇帝顺治同样强调:“以惩贪为治吏之本”;雍正打击贪官“连死人都不放过”的决心,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使得国库储银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为之一变,“雍正一朝无官不清”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在加强廉政建设的今天,激励与惩戒并重值得我们借鉴。在激励领导干部廉洁执政的同时,必须对腐败分子予以严惩。惩治腐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提高我党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明确指出:“坚定不移地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应当充分相信,我党有能力通过反腐倡廉纯洁自身队伍,完成和平发展的历史使命。
    总之,加强廉政建设,是我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它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存亡。惩治腐败应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教化与内省是其它途径无法替代的治本手段。通过教化,强化干部队伍对廉政道德的认识,培养其廉洁自守的情感、信念和意志;通过内省,使他们养成廉洁从政的习惯,从思想上筑起反腐败的坚固堤防。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教育不是万能的,我们还必须建立健全民主与法制,建立合理的政治体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严厉的打击力度,才能更为有效地预防腐败,惩治犯罪,永葆江山永固!(作者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四室副主任)